《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一书，是一部关于下层民众的历史。在该书中，我们既可以体会到微观历史下日常生活的丰富多彩、街头文化的引人入胜，亦可看到近
代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剧变的宏大叙事。该书以其在学术上的重要性、原初性、深入的研究、方法的精湛、论证的力度，以及对城市史研究领域的重大贡献，荣获“美国城市史研究学会最佳著作奖”。下面内容摘自该书第一部《下层民众与公共空间》。
街头是适合各种各样人物活动的广阔空间，是公共生活的一个重要舞台。相较而言，茶馆则是小得多的公共场所，但同样吸引了各行各业、三教九流。茶馆又是如此紧密地与街头联系在一起。毫无疑问，茶馆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休闲娱乐和社会生活的地方，同时它也承担着从交易市场到娱乐舞台等几乎所有的街头空间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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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馆茶客和手工工匠 |
外来的人们对成都有这种感觉并不足为奇，因为成都人自己便有意无意地推动这样一种文化。正如一个茶铺兼酒馆门上的对联对人们的忠告：“为名忙，为利忙，忙里偷闲，且喝一杯茶去；劳力苦，劳心苦，再倒二两酒来。”在街头摆赌局的地摊主也以其顺口溜招揽顾客：“不要慌，不要忙，哪个忙人得下场？昨日打从忙山过，两个忙人好心伤。一个忙人是韩信，一个忙人楚霸王。霸王忙来乌江丧，韩信忙来丧未央。……”这些话把成都鼓励悠闲、讥讽忙人的生活态度，表现得淋漓尽致。
谁是茶馆的常客？1938年的《成都导游》和1943年的《锦城七日记》列举了两类人：一是“有闲阶级”，二是“有忙阶级”。按一般理解，有闲阶级是指那些地方文人、退休官员、有钱寓公和其他社会上层。有忙阶级则包括那些不得不为生计而工作的人。茶馆里的有忙阶级可分为三类：一是将茶馆作为舞台，如评书和戏曲艺人；二是借茶馆为工作场所，如商人、算命先生、郎中及手工工人；三是以茶馆为市场，如小商小贩和待雇的苦力等。不过，应当意识到，“有闲阶级”和“有忙阶级”的概念十分松散，并非严格的阶级划分。虽然我们常用“有闲阶级”形容那些没有正经工作和享受生活的人，但他们并不是一个独立阶级而且可以有不同的经济背景。在中国城市里，无所事事的富人和穷人通常都被称为“闲人”。不过，这两个词的确代表了聚集在茶馆里的这两类人。无论经济背景和社会地位如何，他们都共同分享这样一个公共空间。
闲谈和嗜好的聚集 茶馆是会友、交易、推销、卖艺、闲聊，或无所事事、观看街头行人的好场所。与西方工业国家和中国沿海大城市工人严格上下班工作制不同，成都市民基本没有固定工作日程，他们的时间十分灵活。只要他们不工作，无论白天还是晚上，都可待在茶馆。20世纪初西方人曾把成都“沿街营业的饭馆和茶馆”比做“英国的酒吧”，并评论说，这样的地方用于“社会闲聊”时，“危害极小”。这些茶馆有着明显的社区特点，民国初期一位住在“推车巷”的外籍教师就认为，他所住小巷的茶馆便是“这个巷子的社会中心”。与美国城市里的酒吧一样，成都茶馆也为下层阶级提供了“一个能摆脱窄小住所而度过闲余时光”的公共空间。然而，我们也可以说，茶馆为社会上层人士提供了一个远离宽敞的私家宅院、接近更热闹鲜活的社会生活的聚会场所。
在早期近代美国城市，各种娱乐形式丰富，市民的闲暇活动可以有多种选择。但在20世纪初的成都，特别是当夜幕降临、街头变得冷清之时，茶馆几乎是那些难耐寂寞的人的唯一去处。茶馆也成为有共同兴趣爱好之人的聚集地，就像一个“社会俱乐部”。如操练箭术的射德会把少城公园的茶馆作为会址；中山街的茶馆邻近鸽子市，因而成为“养鸽人俱乐部”；百老汇茶馆地处鸟市，便当然被爱鸟人选为大本营。爱鸟人每天早起，把鸟笼挂在屋檐下或树枝上，一边喝茶，一边享受鸟儿的歌唱。当然，养鸟和驯鸟成为他们永不厌倦的谈论主题。一些茶馆，例如中山公园的惠风茶社，就成为定期的雀鸟交易市场。业余川剧爱好者是茶馆中的另一类活跃分子，他们定期到茶馆聚会唱戏，称“打围鼓”，亦称“板凳戏”，以参加者围坐打鼓唱戏而得名。参加者不用化装，也不需行头，自由随意，他们自己既满足了戏瘾，也给茶客增添了乐趣。《成都通览》里的一幅画描绘了这项活动。
但是，对茶客来说，闲聊是茶馆最具魅力之处。成都的茶馆，与19世纪汉口的茶馆一样，是“不受阶级限制议论时政”的场所。在茶馆里，人们可以谈论任何事情，甚至在西门有家茶馆就叫“各说阁”。据《新成都》旅行指南说，人们在茶馆“谈古论今，议论社会，下棋赌赛，议评人物，刺探阴私，妄论闺阁”。人们在茶馆交谈的具体内容留下的记载不多，但所幸的是，《国民公报》有个专栏记载记者所见所闻，其中颇有些是从茶馆得来的，我们因而得知人们在茶馆里抱怨世风日下，议论新公布的规章，交流各种社会新闻。
各种故事每时每刻可能都在不同的地方上演，茶客们作为“公众”在茶馆既是看客，又在公共舞台上充当了“演员”的角色。正如R.舍内特（Richard Sennett）所言，巴尔扎克的作品为学者研究19世纪巴黎的公众生活提供了丰富的资源。那么，成都的地方口头文学也让我们知道了许多关于街头生活的特征。虽然这些故事可能经过了讲述者的渲染，在流传过程中也可能增加或改变细节，但这些故事所烘托的那种公共生活的生动气氛，却是真实可感的，我们也情不自禁地进入到茶馆的那种热闹和自在而又并不烦人的喧嚣和氛围之中。
不过，茶馆也并不是一个毫无顾忌的地方，地方精英和政府在此也并非毫无作为。茶客们的闲聊经常被当局视为闲言碎语和“散布谣言”，并被视为茶馆中的“不健康”现象。其实那些所谓“闲言碎语”和“谣言”经常透露了更深层而且值得探索的因素，因而一些社会学家认为，饶舌是“社会交往的一种形式”和“一种表达的方式”。因此，飞短流长“是日常生活中不可避免的表现之一”。J.斯各特更将其定义为大众“日常反抗的一种形式”和一种“民主的声音”。控制茶馆里的流言飞语几乎不可能，或许穷人们说闲话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好奇心或开玩笑，而且根据斯各特的理论，允许“人们发表意见，表示轻蔑和不赞同，将降低因不同的文化认同和报复心理带来的危险”。下层民众饶舌的主要对象是当地名人或富人，他们议论富人的奢侈生活和豪华婚丧礼，以此来发泄他们对不公平社会的不满；关于某某通奸的谣传让人觉得富人“不道德”；有权有势者突然的灾祸降临，使人们为“因果报应”而幸灾乐祸。他们在公共场合的发泄，是他们摆脱心中苦闷和不满的一个重要途径，也是他们不自觉地运用“弱者的武器”所进行的日常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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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挖耳匠和他的顾客（作者2002年夏摄于成都鹤鸣茶馆） |
茶馆也是一个劳动力市场，许多人在茶馆等候雇用，其中许多是来自农村的季节性自由劳动力。一般来讲，同类雇工总是聚集在同一茶馆，这样雇主很容易找到他们需要的帮手。据徐维理回忆，当他夫人准备雇一个保姆时，她的中国朋友建议她去“南门外的茶铺，每天早晨，许多女人都在那里待雇”。可见，20世纪20年代，女人和男人一样都把茶馆作为寻找工作的劳力市场。
茶馆里聚集着“各行各业的人”。很多手艺人在茶馆找生活，为茶客修理日常用品。算命先生常在茶馆里为人预测吉凶。修脚师和剃头匠，不顾卫生条例，也在茶馆里提供服务。一些乞丐甚至在那里卖“凉风”――给顾客打扇挣钱，这实际上是一种变相乞讨。在炎热的夏季，当一个乞丐不请自来给一个茶客打扇，如果那茶客觉得舒服而且心情不错，他会赏给乞丐几个小钱。茶馆里最有趣的职业是挖耳师傅，他们用十余种不同的工具掏、挖、刮、搔等，尽一切可能使顾客进入一种难以言喻的舒服境界。通常他们的顾客并不一定想要清洁耳朵，只是寻求掏耳过程中的这种感觉。
成都人习惯于把茶馆当做他们的“会客室”。由于一般人居住条件差，在家会客颇不方便，人们便相约在茶馆见。他们经常不用约定，也能在茶馆见到朋友，茶客们一般都有他们固定去的茶馆。据何满子回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他在成都为报纸编副刊，成都文人有其特定相聚的茶馆，他就在那里与作者碰头，约稿或取稿，既节约时间又省邮资。居民也在茶馆里商量事宜。即使是人力车夫、收荒匠、粪夫等，也都有他们自己的茶馆。
商人有固定的茶馆洽谈生意，许多交易都在茶馆做成。如粮油会馆以安乐寺茶社交易处，布帮在闲居茶社，走私鸦片、武器的秘密社会在品香茶社活动。南门边的一家茶馆因靠近米市，便成为米店老板和卖米农民的生意场。究竟每日有多少交易在茶馆做成还不得而知，但可以确信数量非常可观。成都并不是唯一将茶馆作为市场的城市，但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的茶馆能像成都那样，在普通市民的生活中发挥这么多和这么大的功能。
“吃讲茶” 茶馆不仅具有经济、文化功能，而且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成都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市民间的冲突一般不到官府解决，而是去茶馆调解。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可以把茶馆看做一个“半民事法庭”。茶馆讲理一般是双方邀请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或在地方有影响的人物做裁判，据传教士的观察，这便是过去成都为何“真正的斗殴少有发生”的主要原因，虽然这种说法也许有些夸张。不过，在茶馆里解决的争端通常是市民日常生活和生意上的小冲突，如吵架、债务、财产争执，以及没有涉及命案的暴力殴斗等，否则，事情就要交给衙门处理。
因为这种事情时有发生，所以一些人，特别是当地有权有势的秘密社会首领，成为经常的茶馆调解人。沙汀在其短篇小说《在其香居茶馆里》，描写了这样一个调解人：“新老爷是前清科举时代最末一科的秀才，当过十年团总、十年哥老会的头目，八年前才退体的。他已经很少过问镇上的事情了，但是他的意见还同团总时代一样。那些有科举功名者、在地方保甲团练中曾经任职者、对地方公益事业积极或有贡献者，都可以扮演这样的角色。至于那些大家族的族长、地方社团的头面人物以及大商号的老板掌柜等，也经常是茶馆讲理的座上宾。
虽然目前还缺乏关于这个活动系统和详细的记载，但我们还是可以发现一些有关记录。一位住在成都的外国人描写了出现争吵时的情景，“一旦纠纷发生，人们即往茶铺讲理，众人边喝边聆听陈诉，许多愤恨也随之消弭。最后由错方付茶”。但是，如果双方都有错，那双方就有责任分摊茶钱。因此，民间有这样一句谚语：“一张桌子四只脚，说得脱来走得脱”，就是说如果你有道理，不用付茶钱便可走路。解决争端有时可能酿成斗殴及伤亡，茶馆也因此遭殃。当此不幸发生，街首和保正将出面处理，参与打斗者将赔偿茶馆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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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鹤鸣茶馆仍然存在，每天顾客盈门，是人们休闲的好去处。（作者2002年夏摄于成都鹤鸣茶馆） |
我们还应该看到，社会调解不仅仅是帮助人们解决争端、处理矛盾，这种活动还具有更深刻的意义，因为它表明，在中国社会非官方力量始终存在，并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虽然这种非官方力量从来没有发展到与官方对立或直接挑战的地步，但是它的存在及其对社会的影响，都使官方的“司法权”在社会的基层被分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定价：33.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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